在这个方面，最为鲜明的例子是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判决影响欧洲各国。

安定政治环境的形成，人民对这部好宪法的拥护和期待，执政党对宪法实施的坚定支持，令宪法实施获得了充沛的政治动力与保障。我国宪法自颁行以来都切切实实地在实施着，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宪法实施的实践不断丰富，体制机制不断健全。

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职权，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执政党不断提高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能力和水平，并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来引领和推进宪法的创制性实施与发展，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路径。它把价值与规范、历史与现实、经验与逻辑浓缩于同一论域之中，把如何更好地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如何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之问、实践之问、时代之问统摄于同一主题之下，在整个宪法学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和统领性的意义。新中国的宪法观深受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宪法所下定义的影响，即宪法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的产物。按照认识论的理解，似乎应该首先关注和回答的是何谓宪法实施宪法实施的重要性，尔后才是宪法实施的怎样以及宪法该如何实施。

这虽然不符合理论指导实践的理性主义思路，却符合实践是理论之源的经验主义法则，恰恰反映了政治现实与学术研究之间的主题互动和相互影响。可以说，宪法实施涵摄了宪法实施的主体、对象、路径和方式等一系列制度构成要素，并辐射和延伸到宪法的概念、渊源、价值、功能等一系列宪法基本原理。[103]习近平，见前注[97]，第001版。

[8]其中，前者代表了应然层面有关知识体系的抽象演绎与思辨，后者则代表了知识体系在实然层面的发展脉络。方法体系的完善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律例代表了宪法的法律性。[1]参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方法论的学术倾向与问题意识，《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第116—117页。

[39]关于礼和宪法的关系，参见马小红：清末民初礼与宪法关系的反思——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共识，《现代法学》2021年第4期，第3—15页。其中，前者旨在通过对宪法条文的解释学作业，从应然层面完成宪法规范的体系化。

在与西语constitution的对译中，宪法并不是唯一的译词，甚至不是最早的译词。其中，学科体系构成了整个知识体系的起点与纲要，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则是学科体系在内核与外延方向的具体展开。民国时期，基于制宪实践的现实需求，国内关于宪法学概念的研究逐渐深入，频频出现围绕特定宪法概念的学术论争，如主权概念之争[47]国体概念之争[48]政体概念之争[49]等等。张翔：个人信息权的宪法（学）证成——基于对区分保护论和支配权论的反思，《环球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第53—68页。

在宪法学领域，主体性具体是指在一个国家的宪法发展过程中，应当以本国的宪法为根本，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符合本民族文化心理、国情的宪法学说与宪法体系。[74]宪法课程的普遍设立有力地推动了宪法学在中国的独立学科建设。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32]参见（德）吕特尔斯：《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

[96]参见谢伏瞻，见前注[31]，第19页。[88]参见张文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第34页。

[95]参见朱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中国大学教学》2017年第5期，第27页。宪法是政治之法，一国制定宪法的根本目的在于确认国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9]在特定知识体系的建构中，贯彻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构成了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这场变革以构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为要旨，意在扭转既往研究中问题意识与知识体系之间不相适配的矛盾，在基本实现问题自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宪法学的理论自主，更好地运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面临的实践问题。（二）历史是识别宪法学知识体系自主性的根本依据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目标突出了对于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关切。[10]参见徐辰：论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宪法的规范、现实与历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44页。[81]（二）中国宪法学学科建设的体系化宪法课程的出现奠定了宪法学在中国的独立学科地位。[16]边立新：马克思恩格斯逻辑与历史关系思想的一致性，载《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页。

[36]参见王人博，同上注，第98—99页。[52]参见韩大元，见前注[42]，第75页。

中国则是一个没有神启的文明共同体，[24]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并不源于宗教，而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延续至今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政规典则反映了宪法的组织法特征。

创新以继承为前提，离不开对既有学术脉络的全面梳理。[34]御史树高奏谨释宪法二字源委折，载《大公报》1906年9月24日，第3版。

真正具有原创性与时代性的宪法学研究成果，无一例外地建立在继承性与民族性的基础上。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不过，在清末民初，囿于德国国家学的影响，宪法学常常被视为政治学或国家学的子学科，其独立成科的基础尚显薄弱。[44]1903年，汪荣宝、叶澜编纂了《新尔雅》， 对国家、政体、立宪政体、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重要概念作了解释。

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宪法学自主话语内核的社会主义，一方面立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远景，从社会性的角度继承了传统社会主义所蕴含的社会正义、共同富裕等普遍本质。[76]加之，根据1912年的《大学规程》，本时期的学制通常在法科之下分设法律门、经济门与政治门，不仅各门均开设宪法课程，而且法律门还开设了国法学，政治门又开设国家学与国法学，从而模糊了宪法学与其他科目的学科界限。

[75]参见（日）高田早苗：《国家学原理》，嵇镜译，译书汇编发行所1901年版，第1页。[43]参见张翔，见前注[22]，第12—36页。

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章程盟约强调了宪法的契约属性。

[25]蔡定剑指出，现行宪法序言规定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首先就是为了增强中国人民的自尊心与自豪感。[68]关于政治宪法学，参见张龑：多元一统的政治宪法结构——政治宪法学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建, 《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23—24页。通过考察中外宪法交流史，不难发现，只要我国勇于在国际交流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并相应调整自身的传播方式，中国宪法学并非不能打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表述或话语，例如国际和平的提出。一般而言，围绕它的学术建构应当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中展开。

不过，三大体系在不同知识体系的历史演变与脉络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90]参见韩大元：当代科技发展的宪法界限，《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2页。

[110]郑永年：中国知识体系的缺失与建设问题，《学术界》2012年第1期，第236页。学科体系是知识体系的根本依托，由中国宪法学等传统学科，部门宪法学等法学内部交叉学科，以及科技宪法等新兴交叉学科共同构成。

董和平：也论宪法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重构，《法律科学》1994年第5期，第22—24页。其中，前两者代表了宪法概念之所指，后者则代表了宪法概念之能指。